职校毕业生的征途：从迷茫到适应，从挑战到希望

千万职校毕业生的征途，依然在脚下延伸，充满迷茫后的适应，适应中的挑战，以及挑战里未竟的希望。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家书工作室”。

凌晨3点27分，中央空调停运后的寂静裹着整栋写字楼，唯独东南角的直播间蒸腾着热气。

周怡站在环形补光灯前，左手举着旅游团购套餐立牌，右手快速滑动手机屏幕，查看实时弹幕。“家人们不要错过，今天全部是‘破价’团购套餐！比门店直降30%，还送独家福利！”她的声音清脆高昂，仿佛白天已经连播4小时的疲惫从未存在过。镜头外，运营助理举起白板：“成交破500单了！”

22岁的周怡是一名高职毕业生。毕业一年的她干过客服，也做过研学导游，今年2月，她又成为了一名带货主播。

周怡身后，是一个3478万人的庞大群体。中国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1万所，在校生约3478万人，其中，中职学校1738万人、高职学校1740万人。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群人。社会大众几乎不去提及或描绘这群从中考高考的独木桥上被挤下的群体，通常只是把他们作为同龄人或者低年级学生的反面教材。那么，与大学失之交臂后，职校生走的是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从职业学校毕业后的他们，过得怎么样？

搭上“包分配”的末班车：精英光环下的起点

事实上，职业教育曾经经历过一段辉煌的时光。

从1978年至90年代，职业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分配与单位企业招工挂钩，国家根据当年招工数量下达招生指标，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分配，许多家庭千辛万苦将孩子送入职业学校，尤其是农村家庭。那个时候，职业教育还是一种相对精英化的教育，中专培养专业干部，技校培养技术工人，中师则培养小学教师，社会地位都比较高。

1994年，17岁的高勇便成为了一名中师师范生。

高勇的家在云南大井镇一个群山怀抱的小山村里，一家十一口人挤在一间土坯房里。读小学的六年里，他换了四所学校。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隔两年就从一个村子换到另一个村子。五年级去到了更远的村子就读，每次上学，需要划船过江并翻过两个山头。六年级又来到镇上读书，全校学生参与学校操场扩建的修路、背土劳动。初中，食堂的饭菜太贵，每次从家里背来的包谷面是他一周的口粮。课后，借用学校的灶台煮包谷面糊，看着面粉在水里咕嘟咕嘟冒泡，心里盘算着学杂费的支出。

对于高勇而言，“读书、考中师”就是驶向人生希望的船只。尽管摇摇晃晃，他也必须拼命划桨，用尽一切力量，一旦停下就会重新卷入穷困的湍流。

图1 高勇中师毕业证，受访者供图

与高勇一样抓住“包分配”机遇的，还有潘晓霞。不同的是，她的中师之路，始于“委培生政策”。

1995年，为缓解云南临沧本地基层教育尤其是农村小学师资力量的短缺，临沧市政府推行委培生政策，委托楚雄师范学校培养100名小学老师，学生毕业后回到本地工作。对于中考差3分达到本地中师学校录取分数线的潘晓霞而言，这是命运递来的橄榄枝。 

中师教育不分专业，实行全科式人才培养，涵盖专业、道德、文化和身体四个方面。在中师的三年，潘晓霞的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语文、数学、心理学、音乐、体育等课程被她用钢笔勾勒出花边。三年级见习时恰好碰上楚雄州庆，见习学校的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都去参加表演，她被推上音乐代课老师的岗位。她从器材室抱出一架老手风琴，琴箱上的木纹像被岁月啃噬过的树皮，风箱开合间漏出的风，带着霉味和阳光的暖烘烘气息。她按下音符，琴弦震颤的嗡鸣里，孩子们歌声参差不齐，却像风吹过风铃阵叮叮咚咚，连跑调都带着棉花糖似的松软甜意。

1998年毕业季， 潘晓霞被分配到离家5公里的一个乡村小学。小学的教室是三间低矮的土房，墙壁用竹篾和泥巴糊成，时不时有老鼠在房梁上穿梭。她接手的第一个班是复式班，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挤在同一间教室，一节课要同时教两个年级。“刚开始根本顾不过来，读课文的声音混在一起，相互干扰捣乱。”她向老教师请教，学会了“动静搭配”：在三年级学生练字时，给四年级讲数学；四年级做习题时，教三年级唱歌。 

图2 2012年正在上课的潘晓霞，受访者供图

90年代，像高勇和潘晓霞这样的中师师范生，全国有80多万人。他们是来自各个中学的优秀生源，毕业后奔赴农村小学，撑起了农村教育的一片蓝天，是职业教育“精英化”的缩影。只是，时代的列车并未在“包分配”的站台久留。当高勇、潘晓霞紧握着这份馈赠走上岗位时，一场深刻影响下一代职校生命运的改革浪潮，已汹涌而至。

“铁饭碗”消失后：在高校扩招的浪潮中突围

2000年7月，江苏苏州的夏天潮湿闷热。20岁的谭筠攥着一沓简历，站在人才市场的入口，汗水浸透了衬衫领口。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想到中专毕业后需要自己找工作。

“包分配、转户口”，1996年填报志愿的谭筠深信，中专是“跳龙门”的最优解，她以高出录取分数线近100分的成绩满怀欢喜地进入本地一所中专院校机械装备与管理专业就读，直到四年级被告知需要自己找工作时，她才惊觉校内的齿轮咬合声，早已湮没在窗外市场经济的涨潮声里。

图3 谭筠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命运的齿轮早在1993年便开始转动。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到，改革毕业生“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2000年，全国职校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同步实行自主择业。

在谭筠的回忆里，那个夏天格外漫长。她的第一份工作是保险推销员，一个月内总共签出五份保单，三份来自亲戚朋友。第二份工作是一家电缆厂的操作工，月薪300元，每天重复着剪线、剥胶皮的动作。“干了三个月，工资涨到了700元，但我还想往上走，”谭筠说，“当时厂内招聘质检员，我立马就报名了。”成为质检员那天，她抱着工具箱穿过操作车间。她发现，质检台的台灯比车间亮堂，图纸在玻璃板上展开，像一片新的水域。2002年，她升职为品质部组长；2004年，来到新公司成为助理工程师，七年后，升为项目工程师；2011年，加入老板新开的公司，干到项目经理的职位；目前，她又从项目经理转为事务经理，开始迎接新的挑战。

谭筠的工作经历可以当一个励志故事来讲，毕竟在那个数百万职校生走上自主择业道路的时期，她进入民营企业一路升职加薪。但是，既错过职校包分配，也没有赶上高校扩张的她时不时在想：“如果我当年没选中专而是读高中考大学，会不会更好？”这种对人生道路选择的假设追问其实与千禧年后职业教育逐渐走入困境息息相关，是“夹缝一代”职校生的集体困惑。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逐步取消了职业教育减免学费、享受助学金、获得干部身份、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等优惠政策，职业教育的光环开始褪色。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9年。这一年，各地高校开始扩招，只用了三年时间，高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1214万人，几乎翻了一倍。这拉动了普通高中的发展，但削弱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而且为了扩大高职教育规模，部分办学质量较高的中专学校升格为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同时将部分办学质量差的普通高中转为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迅速下滑。

于是，高学历人才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社会，职校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又在不断下降。曾经的优势变为如今的学历劣势，对于90年代以后毕业的职校生而言，为了不被淘汰和向上攀登，他们需要打一场学历突围战。

1997年，高勇中师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教书。工作的第一年，他就开始准备考大专。村小的老师最高学历是中师，想要往上走，到乡镇教初中，就得有大专学历，到县城教高中则要有本科学历。

从中师到大专，高勇选择了自考。“成人高考的函授学费高，而且每年都要到昆明学习一段时间，住宿费、生活费也高，但自考就没有这些支出，报名费、书本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读的自考是最经济的读法。”高勇说，自考是他在没钱的前提下能够获得学历的唯一办法。

千禧年，高勇带着自己的大专毕业证去到了乡镇初中教书，接着开始准备自考本科。五年后，他又带着本科文凭来到了县城高中教书，在县城扎了根。“大专考试和本科考试加起来，我一共考了23门，每年两次考试，一次考2到3科，没拿到证前都不敢放松，”他说，“专科生、本科生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我越早拿到证书，我调到县城教书的机会就越大。”

图4 高勇自考本科毕业证书，受访者供图

如今，高勇已经是高级教师，领着一份不错的薪水。薪水扣除五险一金后剩下六千多块，不能说很宽裕，但和前半生相比已经不紧张了。他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大多数老师到我这个职称基本就到顶了，今年我又进入副高5级，领到了这些年以来最高的工资。”

潘晓霞也在去年从云南开放大学毕业拿到了本科文凭，距离她自考大专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多年里，她带着大专文凭从一级教师一步步晋升为高级教师，当过班主任、教务主任，也获得过语文特色教师、数学学科带头人等荣誉。不过，只有大专文凭已经不够了，教师行业对教师学历的要求在逐年升高。“学校每个学期都会检查老师的学历有没有过关，要求我们要有本科学历。”潘晓霞说，现在学校评优晋级最基本的学历要求都是本科，给她们造成了蛮大的冲击，学校里一些老师不得不踏上继续教育的“马拉松”。有人选择网络教育凌晨刷课，有人趁着寒暑假往返培训点，也有人在备课、家访、教研的间隙见缝插针完成学业。“大家都在搞学历提升，我也不能落下。”她说。

图5 潘晓霞获得的教学成就，受访者供图

进入新世纪，高校扩招的浪潮进一步重塑了教育格局，职业教育在规模扩张与社会评价的矛盾中前行。职校生中有人彷徨后悔，有人坚定前行，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成为了自己行业里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不过，当新一代年轻人从职业学校走出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机会与挑战都更加复杂多元的时代。

新职教法下的大专生：迷茫、适应与未竟的征途

去年6月，周怡从湖南长沙一所高职院校毕业，踏入了2022年新版《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后的就业市场。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第三条提出“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是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根本理念和定位上的转变，承载了像周怡这样新一代职校生对公平发展机会的深切渴望。但是，从纸面权利到现实境遇的跨越，远非一蹴而就。

图6 我国现行学制，图片来源《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

在“唯有读书高”的文化氛围里，只要有资源和能力的家长，都会拼尽全力把孩子送进普通高中和大学。而那些在职校就读的学生，许多家长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平平安安、不犯罪就可以。”

周怡家在湖南益阳，她在初中读的是重点班，在父母印象中一直是一个学习成绩不错的人。中考没考好，加上同父母的争吵，她“赌气”报了离家最远的私立高中，“远到三年里我爸妈从来没有去过我的学校”。高三班主任劝她冲刺本科，她执意走高职院校的单招，“当时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之前中考成绩不太理想，所以就想走一条百分百确定的道路”。

但是到了学校后，周怡对自己的选择有点后悔。她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最大感受就是“学得比较多、比较杂，感觉是样样通，又样样松”。大学三年，她的最大愿望是学期期末不挂科，谈到未来规划时脑海里只有一片空白。毕业后找什么工作？就业方向是什么？去哪里面试？简历怎么润色？一系列问题充斥在周怡的脑海。她说：“哪怕我安慰自己，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但焦虑没办法缓解，真的很迷茫。”

周怡的迷茫，折射出千禧年后职业教育的困境。培养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被视作是主流之外的次要选择，并不受社会大众认可，甚至被视为“兜底教育”“差生教育”，尽管如今我国的职业教育规模已经位列世界第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我国职业教育在入口方面招不到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生源，在出口方面就业质量不高，不能满足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高职毕业前夕，周怡的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线上给顾客答疑解惑。早晚班颠倒、发展空间有限，外加薪资待遇问题，周怡最终选择了离职。后面，她兼职过研学导游，也做过地推、快递分拣，直到毕业还没有定下工作。她说：“我之前觉得大专学历没有什么，但出了社会才发现处处碰壁。”

周怡并不甘心。在朋友“薪资可观、口才适配”的劝说下，她拖着行李箱踏进广东佛山某个昼夜不眠的直播间。作为零经验小白，她反复啃直播录像，手机备忘录里记满话术模板。就这样，周怡硬生生闯进了直播带货这个赛道，首份主播工作就拿下了五千多块的月薪。

和周怡一样，宋静慧也是高职毕业生，不同的是，宋静慧对自己大专生的身份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大学期间，她参加了演讲比赛、校园媒体运营等许多实践活动，其中持续两年半的家教经历成为了她的职业启蒙点。从大一下学期到毕业前夕，她辅导过从小学到初中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我很喜欢孩子，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她说，“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价值感和回馈感很多，它们能够抵消掉一部分的疲惫，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还蛮享受的。”毕业后，家教经验丰富的优势弥补了学历的短板，宋静慧顺利入职一家教培机构。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如今专科院校的就业率比普通一本更高，2024届专科毕业生获得offer的人数比例是56.3%，而普通一本院校的毕业生只有44.7%，普通二本院校只有42.3%。参考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中，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学校。职校生正在成为就业大军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但是，政策的暖风并不能消除职校生个体发展中的所有变数。宋静慧在教培行业的道路就遭遇了“双减”政策的冲击，入职仅三个月，机构便被裁撤。她又回到了老家做托管，两年后因为团队人员调动选择了离职。之后，她又在朋友的推荐下入职了一家线上辅导班，做了一名英语老师，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此时，26岁的她开始审视未来：“我做教育行业也做了几年，但手里始终没有一个经济积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她心中成形——去上海。“我想开一家自己的教育机构。想去教育资源最好的城市学习，然后复制，慢慢做起自己的东西。”就这样，她背着一个包、带着一身衣服就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

图7 宋静慧第一次来到上海，受访者供图

在繁华的上海，挑战接踵而来。六轮面试、一轮笔试，宋静慧拿到了现在这份工作的邀请函，任职某线上教培机构的“班主任”岗位。初二年级，19个班，每班人数4到8人，日常工作是和家长随时进行沟通，及时跟进家长孩子需求。她说：“只要家长发信息就需要及时回复，基本上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

高强度的工作下，宋静慧却甘之如饴。上海的教育体系与河南大相径庭：5+4学制、春考、等级考、合格考、两次英语高考……她像海绵般疯狂吸收这些新鲜事物。她说：“这里的家长太‘拎得清’了，他们清楚知道孩子的短板在哪，需要什么帮助，这对我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为了吃透政策，她把各区教育局的官方文件打印出来堆在工位上，密密麻麻的笔记里，藏着她对这个行业的敬畏与野心。对于未来，她保持开放：“我不知道之后我是否会留在上海，但如果我选择回到郑州，至少我在上海积攒下的经济积累和实践经验都能给我提供很大的帮助。”

图8 宋静慧与家长沟通截图，受访者供图

当宋静慧在上海的夜色中回复家长信息时，周怡也正在长沙的早春薄雾中继续她的求职征程。此前佛山的直播带货工作让她迅速成长，只是对家人朋友的思念，最终促使她在半年后回到长沙。手机里BOSS直聘、智联招聘等软件的消息提示音每响一次，她就往电脑表格里记录一次。最疯狂的那天，她在家里从上午9点坐到深夜11点，手指在屏幕上滑出茧子。最终拿到录用通知的那晚，周怡在湘江边走了很久，对岸万达广场的霓虹映在江面碎成星星点点的金箔，仿佛呼应着她直播带货首日那个温暖的晴天。她记得，那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暖乎乎的，她的心口也暖乎乎的。

属于她们，也属于千万职校毕业生的征途，依然在脚下延伸，充满迷茫后的适应，适应中的挑战，以及挑战里未竟的希望。

注：文中周怡、谭筠、潘晓霞均为化名。